沿着浦东东岸滨江走到杨浦大桥下，一座2000平方米的花园映入眼帘，但惊喜不止于此，池塘边的梭鱼草中，一只市区里不多见的黄翅蜻在翩翩起舞；池塘中央水杉的树枝上，则停着一只仿佛从油画中飞出来的普通翠鸟。

　　这是上海“一江一河”滨水区域首座生境花园“生境东岸”，4月26日正式建成开放。

　　这种具有生物栖息环境功能的花园，和一般花园不同，在具有观赏、休憩和户外休闲等功能，为人们提供活动和交流场所的同时，JN江南入口还有五个特点：使用本土植物，杜绝外来入侵植物，丰富植物群落，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为城市野生动物提供辅助的食物、水源或庇护所。

　　“城市的快速发展不断挤压自然精灵的生息空间，是这片自然基底的顽强，唤醒了我们的责任感。”东岸集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鲍伶俐介绍，此前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在这里发现了14种鸟类、4种蜻蜓、5种传粉昆虫和20余种植物，这样一片深受人类活动影响的“闹市”所蕴藏的生机令人震撼，让管理者重新审视公共空间的功能性，试图找到一种生态保护与城市生活互为依靠的改进方案。

　　花园虽然要追求“生境”功能，但绝非靠大拆大建来实现，而是摒弃传统园艺设计以景观效果和人的舒适性为重心的思路，尊重已有的自然基底，营造更适宜已有“住户”繁衍生息的环境。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上海保护项目总监俞霖琳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这片空间原有的水杉全部保留了下来，同样保留的还有600多平方米的人工水体，在此基础上，净化水质、补种各类适应湿地环境的植物，形成了这座生境花园的雏形。

　　城市令原本连通的生境被割裂得支离破碎，这种情况下，一处处独立的生境反而成了“陷阱”。

　　以蛙类为例，它们进入一片看似环境不错的湿地后，由于此处水体与外界水体不连通，无法完成整个生活史，导致不同种群缺乏基因交流，逐渐走向衰亡；一些青蛙将卵产在雨后临时形成的小池塘内，根本不知道几个晴天便会“大火收汁”，将一群蝌蚪扼杀在摇篮里。

　　“稳定的水体是每座生境花园的标配。”俞霖琳表示，水体和湿地相当于一个“跳板”，为昆虫、鸟类提供了可以“歇口气”的补给站，让它们休整后有力气“跳”到附近的“跳板”，与其他种流或找到心仪的地方安顿下来。

　　再好的生境花园都不能凭空变出野生动物。记者从长宁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长宁区目前已建成27座生境花园，这些花园在设计时充分考虑附近有没有深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以及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否在野生动物迁徙能力的覆盖范围内。

　　江苏路街道的3座生境花园：西园生境花园、岐山生境花园、万村生境花园，彼此间隔均在1公里内，这3个“跳板”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生态绿廊。

　　记者注意到，“生境东岸”内种植了大量紫色的白及，这种兰科白及属多年生草本球根植物是上海“土著”，因耐阴性强，能够在东方杉林、池杉林、水杉林、竹林的底层空间存活。

　　有研究指出，白及与杉、竹等有良好的共生关系，可以大幅提升林地的观赏价值、生态价值。

　　城市高强度的绿化养护导致紫花地丁不断锐减，斐豹蛱蝶随之越来越难见到。用紫花地丁等野花替代园林花卉，并“唤回”与它们相依如命的动物，也是生境花园设计建造的应有之义。

　　与传统园艺植物相比，乡土植物更能适应本地环境，显著降低在浇水、施肥、修剪、除虫、除草等方面的需求，节约管养维护的成本，同时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更具韧性。

　　“一些生境花园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问题，在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到可持续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生态设计中心项目经理康燕表示，“生境东岸”90%的植物都采用了乡土植物。

　　充分发挥社会共治的力量，也是降低生境花园建设和养护成本的有效途径。市人大代表、长宁区虹旭居民区书记吴红萍表示，作为全市最早的生境花园，虹旭生境花园占地从400平方米扩展至2500平方米，JN江南入口整个过程都离不开社区共治。

　　与相对封闭的社区生境花园相比，设在公共空间的生境花园是开放的，人流量远大于社区生境花园，更考验管理方的后续运维。

　　鲍伶俐介绍，一个由东岸集团、JN江南入口周边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高校、生态环境相关部门等共同参与的“生境东岸”共治机制已基本形成，一批志愿者将定期参与生境花园的管养维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