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I. M. Pei）这个名字，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存在。他在全球各地留下了一系列地标性建筑——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1978）、巴黎卢浮宫金字塔（1989）、北京香山饭店（1982）、香港中银大厦（1989）、苏州博物馆（2006）、多哈艺术博物馆（2008）……2019年5月16日，年逾百岁的贝聿铭逝世，但建筑师之名，因为这些建筑而永恒。

　　4月26日是贝聿铭诞辰108周年，“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上海站展览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该展览由香港M+主办，这也是这位美籍华裔建筑师在中国内地的首个全面回顾展。

　　此次展览将重访贝聿铭建筑生涯的起点。1927年，10岁的贝聿铭随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与生活方式。他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徜徉在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见证了“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的冉冉升起，也因此立下了成为建筑师的志向。

　　他在美国求学时，恰逢欧洲一批倡导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师纷纷聚集到美国。在哈佛，贝聿铭被格罗皮乌斯的新观念吸引，也对其倡导的“国际风格”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国际风格”不该消弭世界各地的不同风格和特色，并以“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的设计来证明自己的理念。

　　这个设计当时发表在不同的建筑杂志上，贝聿铭借鉴早年在家乡苏州徜徉于江南园林的体验，引入了曲径、竹亭、小桥流水、奇石假山等景观，强调了自然在中式审美中的重要意义。格罗皮乌斯对其赞赏有加，认为贝聿铭藉由“独立的小型天井花园”和“素净的中式围墙”，在凸显“中国建筑的特色”之余“无损进步的设计概念”，进而指出，“传统在设计中的意义，在于保留那些人们长期生活习惯中形成的根本特质。”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认为，这个设计可以视作现代性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格罗皮乌斯的转折点。

　　作为一个华裔设计师，贝聿铭突破了那个时代的玻璃天花板，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建筑项目。1964年，他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者，此后二人成为至交。1978年，他完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之一——国家美术馆东馆的建设。两年后，他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青睐，受邀进行卢浮宫扩建工程的设计——尽管过程中遭遇了重重争议，但这个终于在1989年完成的玻璃金字塔成为了巴黎最新的纪念碑。

　　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多次受邀回到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他的理念对于正在寻求现代化的中国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1978年，他拒绝在故宫周边建立高层建筑的提议，选择在北京西北郊的山间建起低层饭店。他没有选择“国际风格”，也没有采用当时普遍运用的中西结合方式“大屋顶”——事实上，贝聿铭在其事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在反复叩问：如何在建筑中保持地域特色，又不需要模仿昔日的建筑形态。最终，他使用了第三种方式——因地制宜，以保护场地内的古树为基础，植入了移步换景的传统园林体验。2006年完成的苏州博物馆融合了他对故乡、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展现了他独特的建筑语言，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以建筑语言完成的一部人生“自传”。

　　本次展览将通过逾400件展品来讲述贝聿铭的故事，包含绘图手稿、建筑模型、摄影、影像及文献资料等。展览分为“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地产和城市再开发”“艺术与公共建筑”“权力、政治与赞助者”“材料与结构创新”“以设计重释历史”六个主题，充分展示贝聿铭独特的建筑手法，也将其作品与社会、文化及其人生轨迹交相对照，显示建筑与生活之密不可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认为：“贝聿铭的建筑诞生在流动的文化中。疏离没有沦为乡愁，反而助力他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生活和客户需求。谦逊、务实、睿智、给予，是他的人生色彩，也是他建筑的文化底色。”

　　第一财经：在展览中，我首先关注到的是贝聿铭在哈佛的硕士毕业设计“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它具体是怎样的设计，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

　　王蕾：相比造型，我们策展时更关注的是语境，还有贝先生的设计动机。那时，贝聿铭给他同学写了一封信，他说：现代主义建筑虽然有很大的影响力、非常重要，可它还不能考虑到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它的模型是非常单一的。当时，美国建筑界很多大人物都是从欧洲来的，他们对历史、文化其实有一个偏见，他们觉得设计不用涉及历史。而贝聿铭是从中国来的，他觉得应该看到和汲取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然后作出现代的诠释。

　　贝聿铭设计的“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是专门收藏陈列中华传统艺术的博物馆。他是在苏州长大的，知道中国传统艺术不只是关于美学，更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对话。他把一个传统、历史性的模型融入现代主义。你看他的设计，从外面好像是四方形的，非常现代，可是一进去，访客可以接触到园林。

　　当时他的师傅、格罗皮乌斯教授对这个项目非常赞赏，在法国很重要的建筑杂志《今日建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项目是第一次把历史传统跟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贝聿铭的这个项目是那么重要，以至于格罗皮乌斯后来邀请他参与“上海华东大学”的设计。这是格罗皮乌斯1937年移居美国后在国外的第一个项目，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在中国。1949年之后，这个项目没有继续下去。

　　所以看到“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这个项目，我就会讲他的动机，以及结果。这可以算是现代性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格罗皮乌斯的转折点。

　　第一财经：贝聿铭1917年在广州出生，1935年到美国求学，这之间很长时间都是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上海，以及苏州。你怎么看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影响？

　　王蕾：我们有三个纪录片。一个是1920年的香港，一个是1930年的上海，一个是1930年的苏州。当时，香港和上海具有国际大都市的面貌，而苏州是一个古典的中国城市。

　　在上海，在非常国际化的环境里，能够汲取不同文化。贝聿铭很有民族意识，他写过自己访问国际饭店的经历，让他想要成为一个建筑师。国际饭店是当时的亚洲最高建筑，由四行储蓄会设立，那是创办于1920年代由华人精英打理的银行。这也激发了他想要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实业救国”的渴望。

　　很多人都认为贝聿铭是非常美国化的，然而，他真的曾经非常希望能够回到中国当建筑师。在哈佛之前，他在麻省理工设计的项目也跟中国有关。当时中国处在战争中，他想象如何为当时的人们做设计，尤其是那些离开城市，逃亡到郊外的人。他的学士毕业论文是关于一个“宣传站”，位于乡村生活的中心，利用竹子作为建材。看到这些资料，我才发现，他的爱国精神比我想象的更加浓烈。

　　第一财经：因为历史的原因，贝聿铭在毕业后没有马上回到中国，而是留在美国发展。他一开始是做一些房地产设计，后来自立门户。最早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得到了美国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机会。当时他的竞争对手包括密斯·凡·德罗、路易斯·康等建筑大师，相对名不见经传的贝聿铭是如何击败他们、获得肯尼迪夫人的青睐的？在获得委托人信任这方面，他有什么独到之处？

　　王蕾：在纽约跟地产发展商一起合作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很多时候，他们不只是改造新的项目，而是要重建城市，做城市规划，这些项目要跟政府官员一直碰面。贝先生非常具有逻辑性，对不同的建筑、城市的各方面都想的非常周到。他能够得到信任，是因为对方觉得他有眼光，很自信，但又非常务实，非常谦虚。

　　离开发展商之后，他的第一个项目是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也是我最喜欢的项目。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城市，在山的环境里做设计。设计建筑需要和环境有一个对立关系，既要有张力，又要有融合，对他来说这两者是需要共存的。这个项目的甲方有一次被问到为什么请贝先生来做这个项目，甲方的回答是：因为他能够专心做这个项目，有很诚恳的精神。他得到甲方的信任，甲方也会推荐他到其他项目，所以他又得到了其他博物馆的项目。

　　美国肯尼迪图书馆是比较特别的。你刚才你讲到，很多非常出名的建筑师也有机会得到这个项目，可是肯尼迪夫人选中了贝聿铭。她说，我跟贝氏之间是一种非常舒服、非常能够沟通的关系，因此她才会选择跟他合作。当然，这些项目后来不一定很顺利，又过了15年时间，肯尼迪夫人后来拥有了新的家庭，在哈佛要建新楼也是很难的一件事，选址一改再改，终于落成。所以贝先生和甲方合作，需要非常大的信任，也有很多挑战。

　　第一财经：随着事业的累积，贝聿铭得到了很多重量级的委约，包括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法国巴黎大卢浮宫改建项目。特别是大卢浮宫的项目，一方面他得到了很大的信任，同时也面临很大的争议，他是如何突破重重反对，在压力下完成作品，并且奠定自己的国际声誉的？

　　王蕾：贝聿铭知道，卢浮宫的改造项目不只需要总统的支持，也需要得到卢浮宫策展团队的支持，才可以继续下去。他不是仅靠口头上的说服，而是真的会考虑：我怎么给你新的空间，来陈列你们非常宝贵的藏品。在卢浮宫有一个院子，以前是停车和抽烟的地方，他装了一个玻璃屋顶，成为雕塑庭院，让那些古典雕塑可以在自然光下得到展示。他会考虑，怎么保留古典的建筑，同时又有新的空间。他用钢铁、玻璃的装置来做屋顶，现在这种做法很流行，在当时还是非常崭新的。他真的会想到怎么让使用者得到最好的体验，正如我们作为策展人会想到艺术品怎么摆、自然光怎么进来，他也都会想到这些。

　　然后，他还需要得到巴黎市长的支持。当时的巴黎市长是雅克·希拉克，他提出，要得到公众的支持，需要做一个1:1的模型，让大家看到到底有多大，是什么样子。贝聿铭真的做了一个同等比例的模型。所以他不是用空话，而是做了很多事情，证明自己可以做到。

　　第一财经：现在我们对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些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了，比如用玻璃和石砌立面结合，其实在他那个时代，他的很多做法是非常有创见性的。

　　王蕾：我第一次去卢浮宫应该是2010年，看的时候觉得：很普通啊。可是我回头看，1980年的时候，那种非常清澈透明的玻璃根本是不存在的。这也是我们在展览和展览出版物中会讲述的一个故事，他怎么推动玻璃制造厂商制作出最好的、最清透的玻璃，这样金字塔才不会遮挡卢浮宫的景观。厂商专门设计了一种机器来做这种玻璃。在这些方面，他真的是非常细致。

　　第一财经：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曾经创立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或许部分是因为这层关系，1980年，贝聿铭受邀设计了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新大楼，它也成为维多利亚港最具有辨识度的建筑之一。策展过程中想必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分享一下他是如何完成这个项目的？

　　我们讲到香港的中银大厦的时候，不能只讲到大楼的形状，我们一定要讲到它的场地。当时，香港回归的消息已经发布，汇丰总行大厦正在兴建，所以中银大厦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他们说，贝先生，你一定要把这个楼建的比汇丰总行大厦更高。可是当时它的预算只有汇丰的1/6，而且场地形状很奇怪。他跟政府谈判，说你一定要给我这块角落的地，这样我的场地才会方正。因为中银大厦周围都是高速公路，很吵，又没有大门。所以他又要了第二块地，在大楼后面，以前是一个停车场，把它改造成一个车可以转进来的入口空间。现在旁边的花园道三号的大楼也可以用到这个车道。

　　讲到中银大厦的设计，他会想到我的预算不够，可是我要建得高，又要非常坚固。所以他运用了现在这种结构，用最少的材料，很轻，但是又很坚固、很高。贝先生其实很不喜欢盖高楼，他讲过，高楼设计是最单一、无趣的，因为都是要高，又要很多空间。但他真的把中银大厦设计得非常特别，因为它的玻璃是不同的表面，能看到香港不同部分的反射。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它是一栋拥有持久魅力的大楼。

　　第一财经：中美建交的时候，贝聿铭在两国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他受邀设计了北京香山饭店，多年以后又设计了苏州博物馆。在此期间，中国建筑界本身也一直在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或者说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针对同样的问题，贝聿铭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王蕾：贝聿铭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我们调取了圣约翰的建筑照片，有很多大屋顶的建筑，而且是由英国建筑师设计的，当时很多人觉得大屋顶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可贝先生他自己在访问中说过，他说：我不会这样为新中国设计大屋顶，我觉得中国文化可以在其他方面呈现。从这里，他觉得文化不是很表面的呈现，一定要深入了解，不一定是马上能看到的，而是可以经历的，具有空间性。

　　所以我每次跟人家讲香山饭店，都会说，要了解他对中国文化设计的观点，不能只看香山饭店。你一定要看他念麻省理工时的项目、“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还有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JN江南注册这三个项目都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的。

　　1979年，香山饭店开始兴建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建筑已经兴起。人们看一个建筑，会看其中使用了什么语言、什么符号，很多美国人会这样非常表面地看香山饭店。我觉得这样不太公平，因为贝先生很早就开始思考香山饭店中这些跟园林有关的设计。

　　贝先生不想在北京的城市中心建一个高层建筑，而是选择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造一座低层酒店。香山有非常多的古树，选择这个地点，就一定要保护树。所以为什么是园林？因为园林可以是弯弯曲曲的，如果你选择要保护一棵树，你可以把它做成庭院。不是说他喜欢江南园林才有这样的设计，而是因为有这个需要。而且他也不是复制了园林，他把园林搬到室内、搬到大堂，当时这个项目有很大的影响力。1980年代，在广州的酒店也有很多室内的公园，但他是第一个把园林搬到室内的。他虽然对传统的典型设计模型非常尊敬，可也不是完全模仿，他有自己的诠释。

　　第一财经：听你这么说，因为园林有这种移步换景的效果，每一步看到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更类似于一种体验。所以我们通过照片，也许未必能够完全了解它到底有多好。

　　王蕾：有一张照片，你一进大堂，就可以看到庭院外面的一棵树。他对视角非常精通，你看到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个景。有时候，欧洲的建筑师也会这么想，可是因为他最早期经历的环境跟园林有关，所以成长之后，也还是在视觉上有那种敏感。你到香山饭店就会知道，每个东西是怎么看到的都是有安排的。如果你去东海大学的话，又是另外一种发现。它也是很奇妙，那是很早期、1950年代的设计。

　　第一财经：所以，从一开始他在读书时候的设计，到后来在国内的几个实践，你觉得他的理念是不是有一以贯之的共通之处，或者说，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有很多的变化和发展？

　　王蕾：贝先生是因地制宜的建筑师。苏州博物馆是在香山饭店之后差不多15~20年的一个项目。其实苏州政府已经找过他很多次了，他总说，你先把水沟弄得干净一点，那个是最重要的。当时，他的大儿子也参与过苏州的城市规划。展览第二部分是关于城市规划，我们把苏博放在最后。为什么？因为苏博也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苏博大门前面的那条街，贝聿铭把它弄得很宽，他想象，可以做一个行道，可以卖东西，有一种城市气氛。他宁愿不盖更大的博物馆，而是要把空间留给街道，让很多活动在那里发生。所以苏州博物馆不只是一个好看的博物馆，而是跟城市有连接性。

　　1979年在北京，当时人们想要现代性，想要盖高楼。20年之后，在苏州，人们开始有保护意识。现在你去苏州，会看到现代的新楼，也是用传统的瓦片来造屋顶的。当时有很多声音，想要贝聿铭使用传统瓦片做屋顶。但是博物馆是现代建筑，有不同的需要。如果你去苏州博物馆，可以看到，现在的屋顶是高高低低的，光线可以进来，在展厅里面，你可以看到树叶在风里摆动。如果用瓦片，不可能造出这种屋顶。在博物馆，你需要不一样的体验，不只是看白墙，还要看艺术品，也可以看到外面。

　　苏州博物馆也不是太高，跟周边的建筑还是非常相配。它完全不模仿历史，可是非常尊重历史。我们有一张鸟瞰的照片可以看到，苏博在拙政园的旁边，它们的颜色、比例非常相融。从地面上看，它是非常现代的建筑，从上面看，它和周边非常融洽。到现在我们还在讨论到底要怎么处理历史传统文化跟现代的关系，贝先生的设计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财经：策划整个展览后，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去看待贝聿铭先生的作品？

　　王蕾：我希望这个展览不只是跟贝先生有关。有很多人觉得建筑跟个人没有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观众明白建筑跟公众、城市、政治都有关系。一个城市的建筑怎么建造，跟每个人的生活也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