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是阅读场地与启发设计的开始，这个过程包括对场地内在因素的思考，以及针对设计对象的核心内涵进行场景参照与延伸，形成情境的模拟、选择与表达。江苏省昆山市杜克花园的场地现状属于典型中国城郊景观，缺乏明显的地理特征，这迫使设计师进行场所精神的深度挖掘。这样依托于情境生成的另类观察过程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对同一脉络下异地先例的审视比较；二是对超越场地范围的区域生态开展地文学研究；三是从时间维度考察前期项目的效果及其与后期项目的关联性。这三个方面的观察使杜克花园的设计得以探索“花园”一词的当代精神内涵，最终表达为具体的设计形式。

　　杜克大学昆山校区坐落于江苏省昆山市西北部的高教园区内，是由昆山市支持，杜克大学与武汉大学联合创办的学校。校园总面积约77.5hm2，其中杜克花园位于校园东部与东北部，占地约28.9hm2。

　　杜克花园场地现状为典型的城郊景观，以农田为主，包含部分苗圃，一条市政道路从场地中部穿过。场地北部人工挖掘形成的白窑湖约9.5hm2，东侧为宽约25m的渠化河道。由于长期的土方挖掘，湖岸和水渠岸线呈规则几何形。水体最深处达11m，穿透两层地下水层，但水质只达到IV~V类。场地中植物品种与栖息地类型单一，仅在北侧岸际有部分成熟乔木，中部有小片苗圃植被。

　　如何通过设计修复遭到破坏的场地特性，还原生态活力，提升水质，增加生物多样性；以及如何在缺乏设计依据的情况下赋予杜克花园新的、鲜明的场所精神，成为杜克花园设计面临的两大挑战。

　　美国杜克大学本部花园位于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山麓地带，这片曾经鲜有人迹的原始景观构成了“第一自然”，以宗教、科教、园艺为代表的一系列人工元素通过造园过程融入了当地的自然生境，从而营造出兼具人工与自然特征的“第三自然”。

　　昆山所属的中国江南则代表了另一种与之相通又相异的造园传统。江南私家园林在建造之初往往没有太多特殊地形和显著自然特征，大多只是由围墙从城市或郊区中切割出来的平地，区别在于地块大小和围合度。造园者基于对场地的观察和对南方山水的理解，将选择与合成的情境投射到场地上，所形成的“第三自然”呈现出高低错落、山水相间、楼台掩映的景象。尽管景观元素大同小异，每个园林却都独具特色。

　　昆山杜克花园延续了中国江南园林的情境塑造方法：它没有简单地复制美国杜克大学本部花园的形式或元素，而是在精神传承的基础上，通过广泛了解场地文脉，深入挖掘场地潜力，从而形成根植于本地的景观解决方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历史与文化变迁的，“花园”的内涵也随之拓展。

　　杜克大学本部花园的历史发展为昆山的设计设定了坐标，而新的情境塑造过程则立足于江南水乡的区域背景。设计师既需要回应当代生态语境下的校园文化，也需要以回应生态环境问题为切入点寻找当代花园精神。在这一思路下，基于三个不同视角的深度观察逐步帮助设计师形成设计概念，分别是异地性考察、地文学考察和延时性考察。

　　这三个过程不仅包括通常的地形地貌与植被的视觉感知与记录，还切入了深层的分析与思考——从“观察”（observation）的范畴深入到了“考察”（investigation）的范畴。

　　异地性考察，即通过洞悉“别处”相似的文化景观与文化传统，达到精神境界的迁移。在昆山杜克花园项目中，设计团队通过对杜克大学本部花园的景观情境考察，思考如何将一部分相似的花园文化精神植入昆山杜克花园。

　　杜克大学本部围绕著名的杜克教堂而建，它刚柔并济的布局与东西交融的设计体现了杜克大学“博学笃信”的校训，即知识与信仰的融合。在美国杜克花园的克伯森亚洲树木园中，符号化的日式红桥是美国造园师对东方异国情调的援引，反映当时西方社会对东方文明的好奇与接纳。

　　▼杜克大学本部花园日式红桥。在克伯森亚洲树木园内，这座木桥横跨在园内的小河上，掩映于竹林中，反映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对东方文化的想象。© 杜克大学

　　在当代的语境下，以杜克大学为代表的美国高等教育被引入中国，杜克大学本部花园成为即将建成的昆山杜克花园的“别处”。因此昆山杜克花园在设计上回应了杜克大学本部花园对东方文化的想象，二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但在表现上需要加以区分。设计团队相信这个项目需要基于明确的地域性，而地域文化应以当代的尺度和与西方对话的方式来传达。

　　具体落实在对江南园林的理解上，江南文化以无胜有，大面积的白墙黛瓦犹如中国山水画的留白；江南园林中的短桥往往是最简单的石板，连栏杆都没有。在昆山杜克花园中，江南园林的这些特质以含蓄的方式表达在了一些被抽象化了的景观元素中。

　　▼水袖桥渲染图。平行于水上森林的人行栈道，灵感来源于昆曲中的水袖。© Futurepolis LLC

　　▼鱼鳞铺装渲染图。滨水步道的铺砖灵感源自“太湖三白”中的白鱼形象。© Futurepolis LLC

　　但在功能与绩效层面，杜克大学本部花园对昆山的设计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1935年夏，北卡罗莱纳州暴雨造成的洪涝摧毁了刚刚兴建一年的杜克花园。重建时，设计师艾伦·彼尔德·希普曼刻意抬高了地势，并更换了植栽。1980年，设计师琳达·朱厄尔又开挖了蓄水湖，使花园能够更加韧性地应对洪水[1]。相应地，设计团队保留并将白窑湖水体转化为中央水景，遵循填挖方平衡原则改造周边水深与岸线形态，恢复了有益于重塑湿地栖息地的水体特征；设定调蓄容量，使中央水体成为周边区域的大“海绵”；针对不同水源设计不同的净化路径，逐步提升水质，并通过东侧水道，为周边地块和待建校区输送净化水源。这一系列设计既垂范了杜克大学本部花园的设计，也反哺了昆山本地的生态环境。

　　地文学考察来源于伊恩·麦克哈格开创的生态分析与设计的方法体系。它是对大尺度区域环境的多维度X光透视式检查，通过分类法和剖面法的结合，对不同地文特征进行立体剖解，得到适宜性结论[2]。这种对地理要素的深入考察可帮助设计者发现不同地理人文信息在各层面的联系，从而推导出地文特征背后的因果关系，使设计因地制宜。

　　针对基地缺乏景观特色的现状，设计团队将场地放置于更为宏观的生态尺度下进行考察，从而更好地确定场地在区域中的定位。首先，昆山地区湿地密布，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而杜克花园则位于城市近年着力打造的高教区绿网系统内，使其成为连接周边绿地、湿地及生态廊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条件为解答场地绿化密度低和生态条件不佳等现状问题提供了线索。同时，设计团队从水文、土壤和植被等方面对昆山所处的苏南冲积平原栖息地进行深入调查，采用地文学分析方法，获取更为精确的生态信息，帮助设计团队构筑新的景观情境。

　　在水文层面，昆山地区所在的苏南冲积平原是以水为基底的自然冲积地带，地形平整、地质柔软有弹性且渗水性较强。杜克花园的设计通过大面积的“软质元素”还原与原始地貌相近的空间形态布局，有意模糊水地分界，凸显出江南景观中的柔性感官特征。在土壤和植被方面，历史上苏州地区长期的水稻种植已基本改变了区域内原本的土壤结构，一般认为主要由人为夯实土组成。但分析发现，昆山地区的土壤构成中还有高活性强酸土和强淋溶土。

　　▼区域土壤分析。昆山区域内主要由夯实土、高活性强酸土和强淋溶土组成。场地位于大面积的夯实土区与高活性强酸土区的交界处。© Futurepolis LLC

　　其中，强淋溶土的存在使设计团队有理由推断这里曾存在大面积的森林景观。设计团队结合气候与植被等其他元素的地文分析最终得出了能够反映区域原始景观多样性的组合类型：森林、草甸与淡水湖泊的组合。设计借此围绕湿地森林、湿地草甸与水岸混合带创造出新的栖息地，强化生态结构，提升生态连通性，并恢复温带草地景观，用更可持续的景观类型替代高作业强度的农地景观。

　　▼杜克花园中不同种类的栖息地。将新造的栖息地具体化为景观形态，由水体向周边扩展，彼此相连形成一个微生态系统。© Futurepolis LLC

　　▼杜克花园总平面图。花园里北部以生态净化和人群聚集的功能为主，南部并行的几条人行小径提供了更加私密的环境，让人在游赏之余可以静思。© Futurepolis LLC

　　在勾画平面草稿时，设计团队从水滴滴落在纸面的印迹与动态中获得灵感，并在具化过程中参考各个栖息地所需的最小面积做出相应调整，使水面轮廓与栖息地功能形态基本吻合。JN江南同时，设计团队尽量让以上几种栖息地以其自身最朴实的状态呈现在使用者眼前，并依托开敞的湖面，让光线、水、倒影提升游览体验，这种趋于自然的表达方式力图将人带回到一个不事雕琢的情境中。

　　延时性是景观都市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即景观不是创造出来的静态场景或画面，而是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中逐步成长、演化、成熟乃至最终衰退的过程。景观设计需要考虑社会与自然因素的不断介入，更有效地设定与引导城市景观生态的演变[3]。正如景观理论家安妮塔·贝里兹拜迪亚的观点，后现代的设计在结果预期上是开放式的，它通过设置“生物性的过程”让所设计的景观在时间轴上演变，在逐步呈现的过程中景观得以构建[4]。

　　注：贝里兹拜迪亚在《阿姆斯特丹森林》一文中的原句是“景观的价值（或是个体的或是社会的）通过一个开放设计的体系来表达，这个体系通过诸如风和水的冲蚀和植物的轮替建立一个生物进程，并通过对场地产生的作用来塑造它的景观”。

　　昆山杜克大学作为一个系列项目，提供了很好的延时性考察的机会。在一期校园设计中，设计团队即构建了对整个场地生态功能与空间营造的初步设想。该设想在一期到二期再到杜克花园的递进式设计过程中得到不断检验和修正。在一期校园设计中，设计团队即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考虑如何模糊人工与自然界限，使其相互渗透。由此带来的动态平衡和冗余，为校园空间创造了更多韧性，从而能够有效应对极端气候事件。

　　如一期校园的中央景观湖具有系统管理雨洪的中枢功能，湖心平台亦可适应水位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状态。场地周边看似自然的水生池塘实际上也暗含着一套完整的雨水处理系统，并很好地运行了生物净化的一系列程序[5][6]。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杜克花园的设计方向——杜克花园中心水体的设计采取了类似的水位调控方法，使水生态处理和景观空间的塑造合二为一。

　　▼一期校园湖心平台及水位变化模拟图。在不同的水位条件下，平台不同的状态增加了场地的趣味性。© Futurepolis LLC

　　在表达手法上，如果说一期校园是江南私家园林的当代阐释与海绵城市的微缩模型，那么杜克花园则是以花园之名融合江南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江南景观系统在当代语境的呈现。一期校园中以土木工程方法为主，景观配合建筑去塑造室外空间，强调设施的系统作用；而在杜克花园的设计中，景观成为主体，开阔的空间促生了一种更加简练和独具意境的创作。但是从整体来看，一期、二期与花园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不但带来空间上的系列收放和流线变化，而且在水量和水质方面互相调蓄。杜克花园与主校区共同形成了一个“海绵”，使校园整体上具备更高的生态韧性。

　　在使用中，一期校园的空间营造和美学理念得到了师生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校园的湿地景观也成为了生态课程的教学场所，学生在科学教育中更加认同校园的文化定位。可以说，对一期校园建成效果的观察和使用的反馈鼓励了设计团队在杜克花园中更坚定地摈弃流于表面的形态设计，转而将设计融于生态功能和多样化的空间体验中，通过空间序列和节点而不是符号化元素来突显地域文化，将注意力全面聚焦于有长期效应的生态重建上。

　　“观察”一词的涵义是多解的。在昆山杜克花园的设计过程中，观察不仅包括在场行为，还引入了研究，将“观察”拓展到“考察”的范畴。这个拓展的过程包含了异地性考察、地文学考察和延时性考察三个方面。这三种考察过程帮助设计师逐步厘清思路、反思“观察”的内涵、发掘场地潜力。这种工作方法也将设计考察的范围从在地扩展到区域乃至全球，同时把时间维度纳入空间设计的考察范畴，搭建起景观情境的演化框架。

　　杜克花园项目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花园”这一古老的景观类型。麦克哈格在《自然不止于花园》一文中曾说，与其他设计类型相比，花园是在做一种简化的工作，在其创造过程中排除了很多自然现象[7]。而昆山杜克花园的设计则试图将多种景观生态浓缩于花园之中，这证明二者未必互斥。

　　设计团队不仅借助延时性考察给出了一个跳出追求静止与永恒之美的传统花园的局限而去拥抱“时间与变化”的设计方案，同时也在异地性考察中思考了“花园的当代意义”。这些思考促使设计师尝试对花园精神作出基于场地特征的诠释，并在地文学考察的辅助下，实现了生态景观的系统化布局。

　　需要强调的是，设计团队在项目中所采用的“考察先于设计，分析贯通设计”的方法虽然已是欧美设计实践中的主流思维，但在中国仍待普及。随着中国更多的城市发展计划付诸实践，郊区景观的设计需求也会持续增长。在面对缺乏场所精神的场地时，设计师同样可以跳出直观景象的限制，开展一些溯源性的、区域性的、延时性的考察工作，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设计，摈弃过度表达，追求以“空”为“多”、用“境”生“景”的设计目标。

　　2020年6月25日，项目收到SITES（Sustainable Sites Initiative，场地可持续性设计行动计划）预认证二轮审核意见，昆山杜克花园景观设计获得SITES铂金级预认证，这是全球首家铂金级认证项目，也是Futurepolis未来都市规划建筑设计事务所继昆山杜克大学成为首个通过LEED整体认证的校园项目后的又一代表作。

　　▼一期校园围绕水生态形成具有教育功能的海绵校园 © Futurepolis LLC

　　致谢：感谢中国美术学院曾颖副教授、Futurepolis未来都市规划建筑设计事务所高伟、宾夕法尼亚大学郑盛远和尹奕涵对本文的协助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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